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长期落后原因分析

来源：内容来自「 芯思想」，作者朱贻玮， 谢谢。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长期落后原因分析

朱 贻 玮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从1965年开始算起，到2015年已有50年历史，时至今日又过去2年半。我国起步时，距离美国只有7年时间。但是为什么我国集成电路长期处于落后状况？后来起步的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却跑到我们前面，获得了长足进步。今年改革开放已经40年，我国工业各部门都有很快发展，不少行业进入世界前列，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中各类电子整机的产业规模都在世界前三位。而唯独各类整机的心脏：集成电路，一般称为“芯片”，总是落后于整机之后，远远不能满足整机的需求，长期依赖进口。近几年进口集成电路所用的外汇甚至超过石油而居第一位。今年4月发生的中兴事件，更说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整机单位严重依赖美国集成电路的现实。那么，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为什么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究其原因到底是为什么？不找到具体原因怎么能设法改正而急起直追呢？！本文试图深入思考来刨刨根源，重点探索内在原因。当然，这只是我一人之见，仅凭我接触到或了解到的一个侧面所想到之处，正确与否请众人评议。可能我的话要得罪一些单位、一些人，但是为了寻找原因，还得说出来让大家来思考和评论。

本人早在1999年4月就写过这方面文章：“中国集成电路（IC）产业发展缓慢原因”（《集成电产业50年回眸》一书第290页），当时分析过10个原因。现今又快过去20年，重新思考，到底为什么？

半导体集成电路的重要性现在大家从上到下应该都认识到了：在当今信息社会中，集成电路产业作为战略性的基础产业，其技术水平和产业规模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国防实力的重要标志。但是，在过去，国家高层的认识在很长时间内是滞后的，并没有把集成电路摆到应有的高度。

早在195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国家制订了《全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确实是把半导体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加以建立和发展。因此，当美国于1958年发明集成电路之后，中国跟紧的进度还是比较快的，我国在1965年就由多家研究所也搞出了集成电路。全国各地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到处都上半导体厂，就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北京、上海和天津各自都建了不下十家半导体厂，就连上海街道里的老大妈也在弄堂内摆起扩散炉要搞半导体。但是，在1973年中日恢复邦交才一周年之际，中国电子工业考察团访问日本时，日本电气公司曾愿意将集成电路当时先进的3英寸芯片制造线转让给中国时，却因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原因而未办成。政治原因是：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中，以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王守武为团长的全体成员回国后主要向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钱学森汇报。而当时主管电子工业的四机部部长王铮等部领导大多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四机部大院里贴满大字报，以所谓的“蜗牛”事件批判王铮部长“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因此，在此历史条件下，四机部想为878厂引进成套3英寸线根本不可能。钱学森听了汇报后即使同意引进也没有决定权。据《半导体行业观察》微信报道，钱学森晚年感慨道：“60年代我们全力投入《两弹一星》，我们得到很多，70年代我们没有搞半导体，我们为此失去很多。”由此可见，国家高层当时对世界上在上世纪70年代快速发展的集电路产业的重要性认识滞后。

到了1985年，国家实施体制改革，电子工业部把170个直属工厂下放给所属省、直辖市，只留下两个为电视机配套显像管和集成电路的4400厂和742厂。国家为了振兴电子工业，国务院成立了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并设立了电子振兴办公室，办公室还进了中南海; 北京地区也成立了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并设立了办公室，进了市政府市委大院。当时为了发展大型电子计算机、大型程控交换机和大规模集成电路。表面上看来，似乎国家很重视了，但是一到项目要求动用资金时，往往就卡住了。据说当时是由新上任的一位国务院副总理抓的，想要有10亿元作为专项发展基金，但得不到管资金的副总理的支持，只同意项目逐个审批。可见国家高层对发展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性的认识还是没有一致。

由此可见，国家高层对集成电路产业的认识滞后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没能及时跟上世界发展速度、长期处于落后状况的重要原因。

大家知道，集成电路产业是高技术、高投资、高风险的产业，而且是一个需要连续不断投资的产业。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长期落后的直接原因是资金投入长期不足，不是一般的不足，而是严重的不足。我国几十年来投入的资金不及国外一个公司一年的投入。我国从1966年至1995年累计投资只有50亿元人民币，从1996年至2000年共计投资150亿元，35年间合计投资200亿元，到2000年仅建成25条芯片制造线，大部分都是中小尺寸硅片线，只有一条8英寸线。有数据表明，2002年美国英特尔公司一年就投资47亿美元。而中国台湾地区仅2000年一年就投入109.64亿美元。台湾地区到2001年底共有39条芯片线，其中12英寸线3条，8英寸线22条，4英寸线仅有1条；而中国大陆到2003年6月底有30条芯片线，其中4英寸线15条，8英寸才3条，还没有12英寸线。

前面提到1973年中期，日本电气公司愿意转让当时先进的3英寸线给中国，出价一种工艺技术及全线设备为3000万美元，两种工艺及设备4000万美元，三种工艺及设备5000万美元。但是我们只有1500万美元的计划，结果878厂只能单是拼盘引进设备，而没能引进技术。要不然，会在台湾地区1976年从美国RCA公司引进铝栅CMOS工艺技术之前。还有一个例子，当年北京市半导体器件二厂在1981年启动建设5000平米净化厂房，1983年3月去美国硅谷考察时，韩国三星公司也去硅谷采购设备。但是，尽管当时电子工业部部长来看过器件二厂建设工地，部里恰没有资金来支持该项目。一直到1987年成立燕东联合公司建设10年，到1996年6月底才建成4英寸线验收。而此时韩国早已从4英寸，经过5英寸、6英寸，进到8英寸阶段了。到1990年，部里组织国内集成电路行业专家编写了1微米6英寸芯片生产线建设计划，当年8月份写出项目报告，号称“908工程”，于1992年正式立项。由于资金审批和到位原因，直到1997年底才建成。而且建设资金不再是全额拨款，包括一部分银行贷款，建设单位无锡华晶公司亏损负债运行，造成“建成之日就是停产之时”的危险。本来是建设国内第一条6英寸线，结果建成时已成为第三条线了。就是到1995年国家下决心由胡启立部长亲自挂帅搞“909工程”，准备投资100亿元建设建国以来投资最大的8英寸芯片生产线时，据说资金来源为总理基金。总之，在国家计委每年做资金计划时，对集成电路产业的投资长期不足是不争之实。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几家从事半导体研究的研究所，在研发硅平面型晶体管之后不久也分别研制出集成电路。而有实力的工厂紧随其后也自行研制出集成电路。中国科学院早在1958年建立109厂，自行研制晶体管和之后的集成电路投入生产；中国科学院由6个单位7个研究室组建的156工程处内迁至陕西临潼建771所，后归航天口之后，又在西安建691厂；北京市无线电技术研究所将两条半导体生产线搬到北京市半导体器件二厂。除了上述几个单位研究与生产有所结合之外，总体来看，中国的集成电路研究所和大学有关研究单位与集成电路工厂之间长期脱节是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长期落后的原因之一。

在上世纪70年代国内各研究所在参加全国大规模集成电路会战中，四川永川24所、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研究单位分别研制出1K位SR（移位寄存器）和1K位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80年代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研制出64K位DRAM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但是，研究单位并没有能将研究成果转移给工厂进行生产。就是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组织力量到无锡华晶公司也研制出64K位DRAM，也没能投入生产。之后一段时间中国放弃了代表集成电路技术水平的DRAM的研制。直到90年代中期北京首钢日电公司6英寸线投产后才生产NEC公司的4M位DRAM；而到90年代末期上海华虹NEC公司8英寸线投产后生产NEC公司的特大规模集成电路64M位DRAM。但好景不长，韩国三星公司很快推出128M位和256M位DRAM产品，连日本NEC公司也招架不住，之后中国连合资企业也退出DRAM行列。

在四机部系统内，部领导曾经安排研究所帮助工厂加快研制MOS电路工艺和推进工厂接收研究所研究成果。四川永川24所曾在所领导带领下，组织一批技术人员一段时间到北京878厂的小净化车间和大净化车间协助工作。后来又让878厂去接沈阳47所或永川24所研制的6800系列微处理器系列MOS大规模集成电路，结果是接47所产品。6800系列电路在大净化车间流片，存储器EPROM在小净化车间流片。交接方式只是拿来掩模版制版数据和技术参数指标。878厂投片结果，6800系列电路只有一个接口电路品种参数全部合格，其余品种，包括主要的CPU，参数都未能达到要求。而EPROM则连续投片，始终没出一个合格产品。后来就不了了之。要知道当年878厂自己研制的产品，出厂前都经过严格测试，达不到参数指标的一律不准出厂。有一个佳话，中科院计算所用论斤秤买了878厂的废品电路，竟然装成一台集成电路测试仪。后来电子工业部为了使接受日本东芝公司双极型电视机电路技术转让的无锡742厂也能上MOS电路工艺，决定把永川24所的MOS部分技术力量全部迁到无锡成立24分所，之后与742厂一起于1989年组成华晶公司，希望厂所一体能解决研制与生产相结合的关系。任命一位副厂长担任中央研究所所长，原24所分所所长担任公司副总经理。24所来的技术人员参与引进德国西门子和日本东芝公司的4英寸和5英寸线MOS电路工艺技术，以及后来引进美国朗讯公司的6英寸CMOS工艺技术。但是引进之后MOS事业部缺乏有市场的产品可供生产，造成连年亏损。中央研究所并未起到为生产线预研产品的作用。后来部里又决定把此研究所从华晶公司分出去，新成立58所，主要为军工研发小批量CMOS产品。

总之，研究单位和生产单位“两张皮”，始终没能拧成一股绳。国家领导机构还长期把集成电路看作一个科技研究门类来抓，而不是看作一个产业加以精心培植。

从工业部门来看，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抓技术引进工作。为了为电视机配套集成电路，部里选择了位于无锡的742厂从日本东芝公司全线引进电视机专用的双极型模拟电路。建成了一条完整的3英寸芯片制造线，其月投片量和电路成品数量上当时在国内领先，为我国电视机工业发展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但是，742厂并没有在引进之后做到消化吸收，更谈不上创新。据说引进5年后日本东芝公司一名负责人过来了解，发现所用工艺与5年前相同。他本来担心转让技术给中国后，中国会很快前进，结果他放心了。另有一个例子，光刻所用底版，原先引进时还是超微粒干版，后来国内其他集成电路厂都改用使用次数更多的铬版了，而742厂仍长期沿用干版。就是电视机电路也只能长期生产引进的东芝品种，当电视机厂要求性能更强、集成度更高的电路时，就满足不了要求而导致市场萎缩。而在引进3英寸线双极型电路之后，接着又引进4英寸线、5英寸线、6英寸线MOS电路，但都未能投入批量生产，没有引进有市场的产品，形成引进、引进再引进、消化不良、未能吸收，更谈何创新。当“8年抗战”引进6英寸线后，企业多年亏损只能委托海外华人半导体团队组成香港上华公司来管理而走上代工之路。当时一位部领导来现场调研时感慨万分地说了一句话：“我们买了炮仗，请别人来放了。”这也是与上一原因相关，产业与研究脱节，产业界引进了国外工艺技术和设备，未能和研究单位结合起来消化吸收创新，而且，即使24分所合在华晶公司里了，也未能做到消化吸收创新。

对于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要性不但中央政府认识滞后，地方政府也往往支持不力。上世纪70年代全国各地积极发展集成电路之时，我们北京地区搞集成电路的企业领导人都羡慕上海市政府积极支持当地集成电路企业的发展。

2000年6月国务院发布18号文件，在其鼓励下，上海市和北京市响应国家号召，积极制订了发展集成电路制造业的宏伟规划，北京市要逐步建设20条大规模高水平的芯片生产线。北京市政府提出了鼓励投资集成电路产业的优惠政策，其中包括跟进投资15％。但是，这一政策仅对请回北京建12英寸线的中芯国际公司执行，后来由于市长变动而不再实行。这样导致新建芯片生产线纷纷趋向长江三角洲一带，尤其是在上海市，而北京仅有中芯国际12英寸线，长期10多年内没有一条8英寸线，直到最近由燕东公司才到亦庄开发区建8英寸线。

另一例子，2004年7月台资企业中纬积体电路公司6英寸线在宁波市建成投产，这是浙江省第一条6英寸线。投产后产品代工质量优秀，很快达到设备月产10000片产能。但是由于向当地银行贷款到期还不了，而投资者大股东企业在台湾又不能担保，几次都请不动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来企业调研寻求解决方案。最后当地政府同意银行将公司拍卖，还作为成功案例加以宣传。其后果是使本来起步不算晚的宁波市在发展集成电路产业方面滞后好多年。

更多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引进集成电路项目中，重点不放在扶植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上，而偏重于房地产开发上。这对已经落户的集成电路制造企业大家深有同感。

一个企业，能否在迅速发展的科技领域内、在激烈竞争的国内外市场中屹立不倒，领军人才显得特别重要。上世纪50～60年代，国家为了发展半导体学科，把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安排在大学和科研单位任职，如黄昆、谢希德、王守武、林兰英、李志坚、黄敞等，他们确实在教学和研究领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除王守武在上世纪80年代前半期曾兼任中科院109厂厂长外，没有一位到从事半导体器件和集成电路生产的企业里长期担负起领军责任。而我国台湾地区从美国回来的张忠谋恰从研究部门转到产业界，于1987年创建了台积电公司，建立第一条6英寸芯片生产线，推出了代工模式，从6英寸，经过8英寸，很快进入12英寸领域，并且带领技术团队先是追赶、再是逼近，最后进入工艺技术世界领先水平。他一直工作到今年才以87岁高龄退出领导岗位。就是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的国有集成电路企业中，强有力的厂长，如无锡742厂厂长王洪金、甘肃871厂厂长赵玉成，当他们在领导岗位上时，把企业搞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又如北京774厂新任年轻厂长王东升，把一个连续亏损多年的大厂经过企业重组，选择新的产品方向：液晶显示面板，从技术引进开始，带领队伍通过消化吸收，最后走上创新道路，不仅北京工厂不断升级换代，而且还到合肥、成都等地新建面板工厂，挤身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可是，在我国大多数集成电路制造企业中缺乏强有力的领军人才。

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集成电路企业生产的集成电路供应国民经济各部门整机单位。在上世纪70年代，在一年两次的全国电子元器件订货会上，北京878厂和上无19厂生产的集成电路是最紧俏的产品，订货桌前排成长龙，集成电路生产厂好似“爷爷”辈的。改革开放以后，首先受到走私货的冲击，不久深圳特区华强北路开辟了电子一条街，代销国外各大公司集成电路产品。整体单位纷纷前往采购国外集成电路，90％以上的国外电路通过深圳口岸进入中国市场。在此状况下，国内集成电路企业一下子掉了四辈，从以前的“爷爷”辈变成“孙子”辈，国内民族工厂面临极为严峻的局面。为此，到1989年年中，中国电子报辟出专栏组织专家、教授、企业领导和政府官员讨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何处去？当时提出“以产顶进”，就是说，要把国产集成电路产品的性能参数提高到国外产品水平，而价格上要与国外产品相当，乃至于比进口便宜。整机厂要求国产电路能做到与国外电路pin to pin，意思是从印刷电路板上拔下进口电路、插上国产电路就行。而在技术性能上通过后还要经过试用、各种实验考核，一试就要几个月，乃至一年。最后还要想方设法打入供货渠道。“以产顶进”说起来容易，执行起来真是难之又难。发展到后来，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家当年最有名、产量最大的电视机厂厂长说，他要采用国外最先进的电视机电路来生产最先进的电视机，而自己却不去开发电视机专用电路，连集成电路设计也不搞，因为设计人员工资高。最后这家厂在竞争中也落伍了。近年来国产电路价格有的低至同类国外电路几分之一，而还要买国外产品。真难啊！

集成电路芯片是靠工艺设备通过几百上千道工序制造出来的，而且是一代设备，一代工艺，一代产品。所采用设备的水平决定能做出什么工艺水平的产品。而这些专用设备主要由美国、日本和欧洲制造。到目前为止，集成电路还是主要用第一代半导体材料硅片制造。为提高生产效率，所用硅片的尺寸愈来愈大，从2英寸，经过3英寸、4英寸、5英寸、6英寸、8英寸，直至12英寸。设备也随之发展。而为了提高电路工作频率，所设计的晶体管的尺寸愈来愈小，光刻线条愈来愈细，从微米级缩小至纳米级，又从90纳米进展到10纳米，并向7纳米、5纳米前进。中国大陆为发展集成电路，减少对国外设备的依赖性，曾组织过2英寸线设备为北京878厂配套，3英寸线为苏州半导体总厂配套，4英寸线为绍兴华越配套，6英寸线为重庆24所配套，但都没有形成大批量生产，集成电路生产厂总是成线或拼盘购买国外设备，很多情况还都是二手设备。同样的情况发生，国内设备要做到“以产顶进”也难之又难。近几年来国家组织设备厂积极研制12英寸线设备取得一些进展，但都还没有形成批量生产。

集成电路行业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集成电路工艺千变万化，集成电路产品层出不穷，一个企业今天兴旺发达，一时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一旦企业决策失误，就可能使企业日趋困境，乃至于退出集成电路制造行业。

就以上海贝岭公司为例。贝岭公司在1988年建成国内第一条4英寸芯片制造线，与国外合资，采用2～3微米MOS电路工艺技术，生产为程控交换机配套的9种MOS大规模集成电路。当时正赶上国家大力发展电话通讯年代，电路产量急剧增加，加上价格较高，曾创造中国半导体工厂中最好的经济效益，又是国内头一家上市的微电子制造企业。它还是IDM模式，有设计部门和测试部门，但没有封装部门，到外部封装。但是，上市后获得的资金使用不力，决策失误，仅在厂内上一条6英寸小线，没能形成大量生产，工艺技术水平也满足不了设计部门要求。后来曾到浦东新区张江开发区建了8英寸净化厂房，但最终把厂房置换掉了。最后决定把4英寸线设备卖掉，净化车间着火，从而退出制造行列，成为一家没有生产线的电路设计公司。另有一例，北京首钢日电公司。这是首都钢铁公司与日本电气公司于1990年谈成的合资公司，于1994年10月在北京建成中国第一条6英寸芯片生产线，1995年3月正式投产，采用1.2微米CMOS工艺。1995年销售额达9.1亿元，利润2.7亿元，创中国境内微电子产业最高年营业额的记录。曾生产4M位DRAM产品。成立时也是IDM模式，有设计部门和封装测试部门。但是所生产的电路产品都是日本电气公司在东京设计的，后来把设计部门独立出去成立设计公司，还变为日本电气（NEC）公司独资。在世界半导体市场景气时，NEC公司总部下的订单还很饱满。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大陆也相继出现代工企业后，台湾半导体业者曾想来与其合作开展代工业务，遭到拒绝。后来日本NEC公司又与上海华虹公司谈成合资成立华虹NEC公司，在上海浦东新区建立了中国第一条8英寸芯片生产线。该线投产后生产NEC公司的64M位DRAM产品，又创营收新高。

但当韩国在DRAM领域走到前面，相继推出128M位和256M位之后，连NEC公司本身都难以招架之时，就保不住华虹NEC的订单了。在此形势下，日本NEC公司和与中国合资的两家公司在北京召开中国客户座谈会，向客户介绍了三家公司的技术，表示愿向代工方向转变。然后上海华虹NEC公司8英寸线经过不断努力向代工转型成功，不断往前发展。而北京首钢日电公司6英寸线仍然抱着NEC公司总部订单不放，没有朝代工方向前进。结果在20年合资期满又略为延长后，由于NEC订单终止，当年工艺设备精良、产品质量优秀的首钢日电6英寸线不得不停产退出芯片制造行列，成为一个封装测试厂。没过多久，最后连封测厂也关门，把设备卖给燕东公司，宣告首钢彻底退出集成电路行业。由此可见，企业决策失误，就会导至失败。

集成电路制造是一门高科技，它集物理、化学、机械、光学多门学科于一体；集成电路设计又涉及计算机、无线电、软件各学科。因此，要想发展集成电路行业，人才培养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急迫的问题。大家都在引用一个数字：我国需要70万半导体人才，目前只有不到30万，缺口40万。但有没有人去细分到底需要哪些专业、什么层次、各要多少人？各高等院校纷纷设立微电子半导体专业。但是，有人调查过没有，近三、四十年毕业出来的微电子半导体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有多少比例真真在搞集成电路设计和制造？过去，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各半导体厂里都能见到清华、北大、复旦、交大、西电、成电等高校毕业生。单是在第一个集成电路专业化工厂：北京878厂里就有不同年份清华毕业生20多人，还有一批北大、成电、西电等高校毕业生。而在今天中芯国际北京工厂里有多少清华、北大毕业生？不知道。至少在北京燕东公司里，近几年招来、包括今年即将报到的100多位大学毕业生中没有一个清华学生。而在深圳，由北大方正集团建的方正微电子公司里15年来看不到一位北大毕业生的身影。这是为什么？人们会说，现今清华、北大本科生本来就数量不多，毕业后不是出国就是读研。研究生毕业后也不会去制造工厂，大多数去搞电路设计，甚至转到金融投资行业去。我们并不反对出国深造，希望年轻人出去学成后、或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后回来报效祖国。但是，要知道代表集成电路技术水平的主战场是在芯片制造企业，那里急需要一批高水准的工程技术人员去攻坚，需要由微电子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组成团队到国家队集成电路芯片制造厂去攻克14纳米、10纳米、7纳米，以至5纳米堡垒，当然也要有其他专业的学生。而不是去搞金融投资，或者一窝蜂地去搞电路设计，虽然也要一大批电路设计人才。我指的是去搞工艺制造的人少之又少，非要从海外去吸引高端人才。要跳出这一误区。

我国集成电路长期搞不上去，跟社会上的认知不无关系。由于近代中国较长时期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间存在着崇洋媚外的怪习，总认为自己民族工业生产的东西就不如洋货。这一恶习沿袭到现代生活中，就表现为一段时期内买家用电器就买日本货，现在有钱人买汽车就买外国名牌车。这反映在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体系中，电子整机厂买电子元器件，尤其是集成电路，就想买欧美日韩外国产品。当国产元器件性能价格比也与国外产品相当时，仍然很难被整机单位采用。

另外，学了多年微电子半导体专业知识，毕业了有人为了房子或者票子，就丢掉所学专业去干别的。当年，上一世纪70年代末，清华刚恢复培养微电子专业硕士生，人数很少，到毕业后就有人为了一套房子改了专业，到机械工业一个研究所去管计算机了。到了前些年，厦门一家设计公司招了一位厦门大学微电子专业毕业生，据他说，班上只有他一人还来搞微电子，其他同学都改行找工资高的行业去了。这两个例子虽然不能反映全面情况，但确实存在，说明毕业生刚进入社会时，首先考虑的是什么问题。更广而论之，现在社会上年轻人追捧电影电视明星、歌星，影视界给他们如此高的收入，这在影响着年轻一代人轻视、乃至于不愿从事艰苦的制造业劳动。总之，社会认知歧异有形无形地影响着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长期落后，当然主要在于内因，如以上所述。但是，外因不能忽视。大家都很明白，这个外因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过去有巴黎统筹委员会，正式名称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它有17个国家参加，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各国。它是1949年成立的，也就是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年。当年主要针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实施技术封锁。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后来巴统在1994年4月1日宣告解散。但是又有一个瓦森纳协定，它在1996年7月签订，从当年11月1日起实施。该协定包含两份控制清单，一份是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另一份是军品清单。目的是限制向相关国家出口敏感产品和技术，中国仍然是被禁运国家之列。集成电路高端产品和制造集成电路的关键工艺设备就在清单之中。

而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就不在禁运之列，他们可以从美、日、欧进口集成电路制造设备和引进技术。这也是他们能在中国大陆之后快速追赶美国、日本技术水平和形成产业规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面提到的各种原因，是长期影响着导致中国大陆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落后的因素。今天来看，有的已有改进。如第一项国家高层认识已有进步，这反映在国家基于信息安全而重视集成电路产业。为此，在2014年6月24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成立国家IC产业发展小组，设立国家产业投资基金，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以推动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更快发展。最近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湖北省调研时，考察了正在兴建的国家存储器生产基地武汉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并作了重要指示。这说明国家最高层已在关注集成电路产业。又如第二项，资金投入方面。自从2014年中成立国家大基金公司4年来，一期投入1300亿元，已在收尾；二期预计超过2000亿元。在大基金的带动下，各地方，以北京开始，也纷纷设立集成电路发展基金。投资状况比过去好多了。第三项，科研与产业结合方面，也有好的开头。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于2013年7月前，在其集成电路先导工艺研究中心里，经过4年艰苦攻关，突破了22纳米工艺技术，试制成功栅长22纳米的MOSFET管。当时美国英特尔公司22纳米技术的电路已投入生产，台湾台积电公司20纳米技术的电路代工刚进入试产阶段。中科院微电子所随后把研究中心这批主要来自海外、参加研究的技术团队大部分成员派到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公司去共同研制存储器电路产品，从而实现科研与生产的结合。再如第八项，国产设备方面前面也已提到，国家02专项组织国内设备厂家攻关12英寸设备，近几年来已取得一些进展。但是，很多导至落后的原因并未克服消除，依然影响着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

回想起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生产的集成电路装的电子计算机调不出来，因为电路质量不好。我们组织质量调查，找出造成电路质量差的原因是四个字：“脏、虚、伤、漏”，即肮脏、虚焊、划伤和漏气。后来针对所存在的问题一个一个地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重新生产了质量提高了的电路，整机厂的电子计算机就调出来了。这样才扭转了“集成电路不如晶体管，晶体管不如电子管”那种“一代不如一代”的局面。

现今也要针对所存在的各种原因，一个一个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克服改进，才能使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以更快的速度前进，把电路生产工艺技术水平从现在28纳米提高到20、14、10纳米，以至7纳米、5纳米，把各类高端集成电路产品研发出来，把生产规模搞上去，扎实做到“以产顶进”，使集成电路自给率不断提高上去，力争在两、三年内达到30％，在七、八年内达到50％。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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