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不能大跃进

来源：本文经授权转自AI财经社（ID：aicjnews）；作者：罗拉，编辑：赵艳秋。

国产芯片史上，2001年是个关键年份。沿着2001年的起点，方舟、中星微、展讯三家星光熠熠的公司，由于各自未竟的遗憾，尚不能跑赢摩尔定律，改变国内缺芯的窘况。从这些领军人物及其企业的成长、突围、困局和无奈中，我们能看到，国产芯片贫血是综合性发育不良的结果，中国芯的强大可能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2001年，中国芯片业明星人物邓中翰，在索尼家门口吃了闭门羹。

当时，他与同事专程飞到日本，目的是向索尼公司推销“星光一号”——一款主攻笔记本电脑摄像头的数字多媒体芯片。

在此前，靠这款自研芯片，邓中翰创立的中星微公司已经拿下飞利浦和三星。他们以为有上述品牌的背书，索尼应该也有戏。

但索尼丝毫没给面子。原本约定恰谈50分钟，但刚谈了5分钟，对方就不客气地起身谢客：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现在做的这种研发，索尼是这个领域的鼻祖，我们在这上面有几千项专利、几百个产品。如果你要想学习的话，可以到商店里看一看，或者去展览上了解详细情况。

时间短到邓中翰还没来得及介绍公司。接下来的一幕更具戏剧色彩：邓中翰走出索尼公司，甩下一句英文：I will be back（我会回来的）！

在2001年的中国半导体行业，邓中翰和中星微被塑造为一个灯塔式的存在。

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邓中翰

按照媒体报道，中星微的“星光一号”芯片，打破了中国“无芯”的历史，“同神州飞船、水稻基因组并成为世纪交替年代的重大科技成果，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书写了新的辉煌篇章”。

但在国内如此骄傲的企业，走出国门照样碰钉子。这像极了国产芯片行业的整体写照：产业刚起步、没有话语权、举步维艰。

国产芯片史上，2001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

这一年，发展集成电路第一次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

2001年还诞生了多项国内“首次”：

•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与方舟科技公司合作研发了方舟1号CPU；

  
  

• 邓中翰在中关村点亮国内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

  
  

• 在北京海淀区中科院计算机所旁的一栋小白楼，学院派“龙芯”课题组正式成立，崇尚毛泽东思想的胡伟武，带着师生要做出独立于Wintel（微软+英特尔）之外的技术体系；

  
  

• 海归派博士武平、陈大同等人创立展讯通信，以行业黑马的姿态杀入市场，次年便研发出第一颗手机芯片……

看似不错的良好开局，在18年后回头看，并没有扭转中国“缺芯”的尴尬境地。

探究一个科技产业为什么没有做起来，是个极其复杂的话题。但从领军人物及其企业的成长、突围、困局和无奈中，我们或许能窥见一二。

1

1999年，汉卡发明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被柳传志踢出联想。他坚持自主研发CPU，这与联想当年的“贸工技”战略重点南辕北辙。

六旬科学家正失意时，加拿大华侨李德磊找上门求助。李德磊的公司中芯微（方舟科技前身）为日立公司做芯片设计类外包。但日立刚解除了合同，李德磊的公司瞬间陷入危机。

倪光南得知对方有一支做CPU的完整队伍，如果用上自己的人脉和信用，那他做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梦，就可以嫁接到眼前这家垂死的公司上面。

李德磊也没有拒绝。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他自然不会无视倪光南背后的无形资产。

但这种结合从开始就埋下隐患——商业组织里，最要命的便是同船不同心。大家目的地不同，总有人要湿身离场。事后看，“方舟”搁浅也是种必然。

不过在当时，双方还是维持了一段载笑载言的日子。在倪光南的奔走下，李德磊公司获得深圳一名民营企业家投资的2000万元。政府也开始关注这家民营芯片公司。

2001年7月，倪光南心心念的自主研发CPU——“方舟1号”面世。此前两个月，他刚以战略市场部副总裁身份加入方舟。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

媒体盛赞“方舟1号”改写了中国“无芯”的历史。这种“鉴定”同年也被用来评价邓中翰的“星光1号”数字多媒体芯片，邓中翰当时还获称“中国芯之父”。由此可见，国人当年对于芯片行业的落后现状是多么地介怀。

倪光南助手梁宁曾撰文记述“方舟1号”面世之隆重：中国工程院前任院长宋健、前任副院长朱高峰亲自担任鉴定委员会正、副主任，现场发布会由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主持，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曲维枝等几名部委领导，都去了现场并发言。

CPU造出来了，如何进入市场成了关键问题。此时，倪光南与李德磊产生第一次重大分歧。 前者利用自己的关系，为方舟拉来第一个客户。该客户毅然从英特尔转投方舟阵营，但李德磊却拒绝供货。

“他们爱买不买。”据李德磊下属向媒体回忆，在李德磊眼中，那些小客户就是“要饭的乞丐”，而他不愿意做“要饭的头”。

李德磊要挣大钱——当年政府启动了NC（网络计算机）采购，目的是要推动NC产业链的发展，这才是大订单，所以李德磊不把市场开拓当回事。

据说在倪光南和李德磊得力干将刘强的极力说服下，方舟才建立了市场部。但由于李德磊对市场厂商的态度，市场部包括倪光南本人定位都很尴尬。

5个月后，倪光南被迫离开方舟，就像两年前他被逼离开联想。不同的是，为了芯片梦，他在离开后还在持续帮方舟科技找资源、找钱、找人。

2002年，中关村管委会还以中关村软件园名义入股方舟5000万万元，占股5%。 但事实上，方舟科技仍是李德磊的家族企业，他及家人总占股70%以上。

李德磊将宝压在政府NC采购上，但“方舟1号”的现实困境是生态。用梁宁的话说，绕得过英特尔，跨不过微软。

即便是到现在，电脑的核心也是英特尔+微软，二者组成了“Wintel”天团，在这个天团周边，围绕着错综复杂的马达加斯加生态。

2004年12月28日，北京，英特尔迅驰广告

而当年为了规避知识产权，方舟选择了一个有别于“Wintel”的技术路线——自主CPU+Linux操作系统。可到头来发现，没有那个马达加斯加生态。电脑上的浏览器、Office、播放器....都要重新开发移植。

当年政府各部门采购了几万台NC。但用户很快发现，NC上的工具，打不开其他电脑上发来的文件。早年媒体报道，一些学校校长，每逢领导来视察，就会拼命诉苦：NC不能用啊，让我们换PC吧。

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生态， NC市场迟迟打不开，2004年，方舟被传陷入资金危机。

李德磊即刻放弃了“方舟3号”的研发，转做来钱快的小灵通。一名前员工对《IT时代周刊》回忆，李德磊曾说“方舟3号”是狗屎，国产CPU无市场。他还给员工们算了一笔帐：小灵通芯片每年出售上千万片，几年利润可以上亿美元。

而此前，“方舟3号”已被列入国家的“863课题”，政府拨了研发经费1538万元。

芯片产业前期离不开烧钱，按说1000多万也不算大数目。要知道，当年为了扶持三星半导体自主研发，韩国政府甚至动用了韩日建交时，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但让人们难以接受的是剧情是，李德磊的直接放弃。

这一标杆性项目，瞬间倾颓。

李德磊的苦衷也是实情：拨款太少了，根本不够给研发人员开工资。

很明显，自主芯片梦是倪光南的，但不是李德磊的。 所以当触摸到现实的骨感轮廓后，李德磊出于商人本能，选择了断臂求生，哪怕是场面很难看的撕破脸。

行业人士也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国家的长期战略，不能强行绑缚在一个商业企业身上。

方舟后来一只手伸向房地产行业，有媒体记录了“方舟大厦”在建时，李德磊曾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真正赚钱的是房地产，不是高科技。”

方舟闹剧后，倪光南院士背负着沉重的歉疚，向科技部“负荆请罪”。李德磊干将刘强失望之下也离开公司。刘强后来创立上市公司君正，继续做芯片，小米手表、360摄像机都是该公司客户。

离开方舟后，倪光南、刘强反而交往更近，两人都是技术派。倪光南无意中提起一段往事：李德磊曾在酒桌上透露刘强是他的侄女婿、自己人，这致使倪光南长期刻意疏远刘强。但刘强听说这事后一脸蒙：他与李德磊没有半点沾亲带故。李德磊心思之深，是倪光南这种技术专家看不透的。

原北京副市长刘志军落马后，法院认定的诸多受贿中，有一例是李德磊夫妇赠送刘志军在加拿大留学的儿子两万加元。理由是感谢刘在方舟科技资金困难时提供过的帮助。

俱往矣。这段伤“芯”往事，只留下一个堂吉柯德式的收尾。沉没的“方舟”，成为国产芯片史上一处布满铜绿的遗迹。

2

此时，另一艘大船正在芯片海洋中寻路。

“我经常用船来形容我们的公司，车分左右边，在路上也不能随意开，海洋却是通往全球的。中星微就是茫茫大海里面的一条船，我希望它能够不断探索出新的领域、新的道路、新的资源，而不是作为驻留某个地方的一个小岛，停滞不前。”

这是中星微创始人邓中翰说的。邓中翰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9年受邀参加50周年国庆观礼后，从硅谷回国，创办中星微，信息产业部是其主要股东之一。由于中关村办公场地不足，中星微生在北土城附近的一间简陋的仓库里。

在所有芯片创业者中，邓中翰是最为聪明的那拨人。他第一时间看到“路上不能随意开车”这一现实。邓回国创业时， 国外芯片寡头早已崛起，英特尔、德州仪器、三星半导体已分领域、分层级瓜分了市场。

深圳中星微大厦

就像在悠长的高速公路上，这些企业在最右侧车道，受着芯片行业那个著名的“摩尔定律”的驱使，一直高速飙车。而从原点追赶是一件极难的事，有时还会变成无用功，比如“方舟”项目。

于是，中星微选择从市场竞争相对不那么白热化的点切入——做多媒体芯片，像当年PC的摄像头芯片、手机的音乐芯片。

历史上，三星半导体也采用了类似战略。三星没有从CPU这类明珠芯片入手，而是选择从存储、驱动等相对周边的芯片入手。

事实证明中星微的选择是对的，并由此占据PC摄像头芯片这一细分领域60%以上的国际市场。

包括曾将中星微拒之门外的索尼，后来也成为该公司的客户。倒是应了邓中翰在索尼门外撂下的狠话。

这些成果被媒体宣传放大后，足以满足国人的自尊心。虽然有业内人士指出，中星微所攻领域并不是核心芯片，在国际产业链上并没有影响力和议价权，但中星微却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被迅速打造为光芒四射的中国芯领军企业。

创始人邓中翰成为国家级半导体工程“星光中国芯工程”的总指挥，顶上了“中国芯之父”的盛名，企业拿到的政府资助最多，2005年第一个在纳斯达克上市。此后，邓中翰还成为中国工程院最年轻院士（41岁入选）。

邓中翰的优等生气质，为中星微发展定了基调，某种程度上也算一种桎梏。

员工说，邓中翰是从来不见客户的。他的工作日程表中，最重头的是技术开发，其次是投资者关系、政府关系和日常管理。

中星微有“红色创投”背景，邓中翰曾两次受邀到北戴河度假。第二次是2008年盛夏，科技部官员打来电话，问他月底是否在国内，中央邀请他去北戴河度假。他紧忙说有时间。当年全国共有60人接到邀请，大都是有海外留学背景、回国创业的专家。比如前中国首富、当年光伏行业的领军人物施正荣。

这也让邓中翰深入思考并与其他创业者探讨一个问题：如何将各自在商业上的设想，与国家意志结合起来，以创新满足国家和市场的需求？按邓中翰设想，中星微要做苹果、索尼那种引领世界潮流的公司。

邓中翰当年接受《创业家》采访时也坦言，他和公司主要的精力仍然在做研发而不是盈利上。中星微的大股东有政府背景，政府不指望短期内的财务回报，而是希望他们坚持自主创新，把“星光中国芯”工程做大做强。

遗憾的是，集合众多资源，中星微依然未能做大做强。2005年上市后，创始团队忙于“各种星光”，离市场有些远。与之相对的是，PC、手机属于消费市场，风云变换，中星微没有跟上节奏。

比如，当年中星微针对手机开发的“音乐芯片”，是挂在手机主芯片外的一颗专门播放音乐的芯片。可是很快，手机主芯片企业如联发科，都在自己的芯片中集成了音乐功能，这一下子让中星微失去了市场，还没有及时找到其他出路。

联发科等的降维式打击，让中星微丢掉家门口的领地。2008年起，由于核心业务受到冲击，中星微陷入长达四年的亏损。

2011年，中星微宣布进入安防视频监控领域，营收情况有所好转。

但这家企业的“星光”也就此黯淡了下去 。2015年从美国退市、2016年借壳回A股，也都波澜不惊。邓中翰和中星微一度在媒体上消失。有一次还是在歌唱家妻子谭晶的相关文娱报道中，提到邓中翰的名字。

在今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邓中翰的发言还是熟悉的味道：他再次重申中星微将数亿枚芯片打入国际市场，“彻底解决了中国无芯的历史”。他也提到两年前，中星微开发的中国首款嵌入式神经网络处理器(NPU)芯片——星光智能一号诞生，标志着中国在该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而新近与公安部牵头制定的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数字视音频编解码国家标准，让中国成为“此领域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标准的国家”。

只是这些第一的价值有多高，行外人参不透。

3

相比放弃高速路、改走海路的中星微，行业另一领军企业展讯通信更爱高速路飙车。

在20世纪初的芯片创业潮中，展讯的运作模式最为市场化，选择的阵地也是正面战场，做核心芯片，技术实力业内公认更高——当然，由此也注定这家公司的命运更为多舛。

2001年，受当时信息产业部鼓励，武平、陈大同等人从硅谷回国，筹建展讯通信，设定目标是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手机基带芯片。

政府承诺将通过央企为展讯投资3亿元。此前 ，中国发布《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吸引了一批海归投身科技创业浪潮。

相比其他硅谷回来的海归，展讯创始人武平身上有层模糊的悲剧色彩——展讯一开始就为钱所困。

他们回归后才发现，政府承诺的资金要分批次到账。为了维持公司研发运转，武平等人不得不到海外资本市场找钱。就连展讯的竞争对手——联发科曾经都是这家公司的投资人。

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投的是人——他看到了武平商业计划书上的科研人员阵容，便立即拍板投资。当然，后来随着展讯变成联发科的对手，这部分股份被其他投资人赎回。

为了筹钱，展讯股权架构变得极为复杂，且创始团队股份一再被稀释，武平本人持股不足5%，最后失去公司控制权。这是他在创业之中特别遗憾的事情。

但缺钱的展讯在市场表现上很争气。2003年，展讯自主研发了手机核心芯片，为公司带来1亿元以上的收入。在展讯的客户名单中，有当年出货量之王的夏新、波导等“机王”身影。2004年，展讯还率先研发出TD-SCDMA手机的核心芯片。

凭借一股气，它在2007年冲上美国纳斯达克。

展讯在纳斯达克上市

只是鲜花簇拥有时并非好事，捧花前行更容易会遮蔽视线。

冲顶后，展讯内外矛盾渐次爆发，内部管理问题、外部市场战略均遭遇挑战。比如武平力主收购的美国美国射频 （RF）芯片公司Quorum，当时代价是7000万美元，但一直打不开市场，后续还有持续亏损。

这令展讯在随后的金融危机面前，毫无辗转腾挪之地。当2009年后Quorum为展讯打开新市场后，武平已经被迫出局。

武平对TD-SCDMA研发的执着也受到质疑。中国3G商用是2009年的事，当时由于商用迟迟没有时间表，拖垮了一批TD芯片公司，展讯拿出5亿元投入其中，是否符合商业规律？

在多年后同《创业家》记者的一次交流中，武平承认自己有私心——他是技术理想主义者，研发TD也是想为国家通讯产业做点事，这等于把一家商业公司绑缚上国家产业战略的车轮。

在市场上，展讯又为反应慢半拍持续交了昂贵的学费。国外友商曾给展讯起了个绰号——“2Q”，不管说什么都会延迟两个季度(Quarter)。

而在芯片巨头都遵从的摩尔定律中，芯片每18个月性能提升一倍，成本降低一半。硬件技术迭代周期虽比软件和互联网要长，但也是分秒必争，一步落下可能前功尽弃，展讯就这样被落下了。联发科一度抢走了90%以上的国产手机市场。

原因令人惋惜。陈大同看到的是内部管理问题。他曾在一次行业会议上坦白剖析当年展讯的问题，企业上市后，因为政治斗争打击了士气，公司至少有一半以上的项目，没完成就停了下来；公司总监级别以上的管理者，大半都想走。

更为奇怪的是，在公司内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芯片成本，甚至负责成本控制的部门、产品负责人甚至CEO，都不知道芯片成本。为此还出现过销售和客户谈好价格，但回来发现成本做不到的问题。

华为任正非曾评价展讯：“这帮海归技术不错，但不懂市场”。

2008年以后，联合创始人陈大同离开展讯。2009年2月，武平辞去CEO职务，淡出展讯。接受《创业家》采访时，武平还在强调：“我在不在展讯没有关系，但展讯一定要留在中国，这是我回国创业最大的初衷，也是展讯未来长久发展的根。如果我要做一个国外的公司，那我回中国来干 吗？”

2013年底，展讯从纳斯达克退市，国家队清华紫光宣布对展讯完成收购。紫光采取了“买买买”战略。第二年，紫光又买下展讯竞争对手锐迪科，两家公司在2016年合并为紫光展锐。

数据显示，2017年在中国芯片设计公司中紫光展锐营收排在第二位，位列于华为海思之后，紫光展锐目前是国产芯片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

不过，展讯在几年间经历了上市、退市、被收购、整合等一系列“大折腾”，命运起伏让人唏嘘。

4

沿着2001年的起点，不难看到，展讯、方舟、中星微三家星光熠熠同时具有理想主义情怀的芯片公司，由于各自未竟的遗憾，尚不能跑赢摩尔定律。但未来尊重产业规律、少犯错、让自己更强悍的存活下去，或许也是一种情怀输出。

正如一名芯片行业老专家语重心长地向AI财经社强调，“集成电路是实体行业，不是互联网经济，在各种会议上放狠话、放卫星这种模式，是行不通的。 ”

换言之，芯片搞不来大跃进，产业贫血是综合性发育不良的结果。

芯片业周期长，环节多，还要有不随大流、创新、冒险、容错的社会文化氛围和教育体制，未来可能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投入，才能向前跃进一大步。

可供参照的是，高通创始人艾文·雅各布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前布局CDMA研发，这才成就了几十年后的智能手机芯片霸主。

但在当下，置身其中的人，只能沉下心来，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今天是《半导体行业观察》为您分享的第1580期内容，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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