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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任校长的几年里，谢希德平均3天就要写一封推荐信，每年要送走一百多位学生，打字机成了她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
复旦大学的校园里，谢希德的塑像被摆放在显著位置。这位与中国共产党同龄的女性不仅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还是我国半导体物理学的开拓者之一、我国表面物理学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被称为“中国科学殿堂最美女人”。她用一生的奋斗，启示后人。
在复旦大学校园原创话剧《谢希德》的第一幕中，主演谢希德的演员深情地说：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大雁——在寒风萧瑟万木凋零的严冬，不得不离开家园；
如今春回大地，我要振翅飞回祖国故园，去耕耘，去奋斗。
”这些话正是谢希德一生的写照。
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谢希德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对她说：“中国需要科学。”谢希德在抗战流亡中完成了中学学业，连续两年考取了两所大学，却因患股关节结核而休学。当时的中国医学界还不能治愈结核病，这不仅让她耽误了4年的学业，更让她从17岁时落下终身残疾，右腿从此不能弯曲，此后一直行走艰难。直到第3年病情稳定，谢希德才入读厦门大学物理系，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史密斯学院硕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1952年，谢希德与男友曹天钦约定一起回到重获新生的祖国。但当时，回国计划遭到谢希德父亲的强烈反对。谢玉铭给自己唯一的女儿写信说：“得悉你欲回中国，我感到很不安，我不想让你回到贫穷而落后的中国去。”这时的老物理学家对当时的内战和腐败深感绝望，早于1947年只身漂泊海外。
谢氏父女都是一生致力于物理学研究的优秀科学家，都享有崇高的荣誉，但此后他们天各一方，这使谢希德学成后始终没有机会与父亲坐到一起畅谈学术，这也成为她一生最大的遗憾，“父亲一定很伤心，我也很伤心，因为我知道他一直特别喜欢我。”
“上谢先生的课，脑袋里好像一张张彩色的图出来了，上光学课是非常形象生动的。”谢希德当年的学生，现为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王迅回忆说。他清晰地记得，20世纪50年代前期的大学教材多是用苏联的，谢希德则都是自己编写，为了不让学生忙于笔记而忽略听课思考，她总是每堂课前人手一份地把讲义发给学生。
1956年，党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12年规划，一场雄壮的科学攻关战就此打响。
为了拿下半导体这门现代科学技术的堡垒，教育部决定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5所高校相关师生召集到北京大学，开办我国第一个半导体专门化培训班，由北大物理系教授黄昆担任主任，谢希德担任副主任。中国半导体由此开启了从无到有的“破冰”之路。五校联合专门组比较系统地培养出了我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毕业生，为我国半导体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1976年，谢希德身上又一次发现了恶性肿瘤，但她仍然拖着虚弱的身体，时刻关注着科学发展。作为学界的前辈，她认为应该鼓励年轻的同事们去开拓新领域。
“为什么不锈钢不会生锈?”“是什么起了抗腐蚀的保护层作用?”“苏美两国每年因腐蚀而报废的钢材达4000万吨，怎样才能使我国有限的钢材发挥更大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谢希德逐渐发现，固体物理、材料科学和量子化学之间正在形成新的边缘科学即表面科学，其基础是表面物理。51岁那年，谢希德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将自己的学术方向从半导体物理转向表面物理研究。
她筹建的以表面物理为研究重点的现代物理所后来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养了大批国家级的物理学家。由她和黄昆开启的中国半导体事业更是迎来新辉煌——1992年，第21届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在中国召开，这个历来由欧美国家唱主角的国际会议落地中国，极大地展现了正在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学。
1983年，62岁的谢希德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每天早晨，她总是先到物理楼的研究室，再步行到校长办公室。她走得不快不慢，用物理学的术语来说，路上的“平均自由程”太短，“碰撞频率”太高。途中，偶尔会有教师希望谈谈分房子、评职称的事，把她拦住。正在摄影实习的新闻系进修生，也会把她当作练习的对象。她给复旦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民主之风。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高校女校长，谢希德高瞻远瞩、大胆开拓。她力排众议，率先在国内打破综合大学只有文科、理科的模式，增设了技术科学学院、经济学院、管理学院等几个学院，将复旦变为一所拥有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综合性大学。她抓教师队伍建设，采用破格提升的方法，鼓励学科带头人、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她注重发挥教师作用，在复旦大学推行导师制，聘任知名教师对学生实行“一对一”“一对多”培养。她还设立“校长信箱”“校长论坛”“新闻发布会”，沟通校内各方面情况，使存在的问题得以及时解决。她每年都要为考取“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项目的学生写推荐信，这是在没有托福、GRE的年代，送优秀物理学子出国攻读研究生的一个项目。“送学生出去，让知识回来”，谢希德送出去的学生几乎在留学期满后都回到祖国，并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据不完全统计，在她担任校长的几年里，她平均3天就要写一封推荐信，每年要送走一百多位学生，打字机成了她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
因为腿疾双腿不能弯曲，晚年的谢希德也一直是站着工作，直到因突发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住院，她仍停不下来，只在午间小憩半个小时。来探望她的人“抱怨”，这哪儿像个病房，根本就是工作室和会客室。她却说：“我愿意忘记自己是个病人，那样我才会快乐。”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她已经没有力量抵挡化疗的痛苦，但作为科学家，她仍然不放弃对世界发展的关注。临终前一年，谢希德还对学生说：“明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参加美国物理学100周年年会，那时会有20多个诺贝尔获奖者参与这个会议。”
2000年3月4日，与癌症斗争34年的谢希德病逝，享年79岁。她在遗嘱中写道：“把我的遗体捐给中国医疗事业。”那天晚上，学生自发折叠的数千只纸鹤挂满枝头，从复旦大学物理系学生宿舍9号楼一直绵延到第一教学楼。“对谢先生最好的纪念，就是传承她的精神。”复旦人如此纪念她。在谢希德去世20多年后，中国人在科学技术自主研发道路上的不断跋涉，足以告慰先生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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