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振兴制造业还缺什么关键要素？

工信部部长苗圩日前发表署名文章，谈发展实体经济对中国的重要意义。文章强调，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业的持续快速发展是中国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所在，是实现创新、抢占未来的关键制高点，决定着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发展制造业是振兴实体经济的主战场，只有做强中国制造，才能振兴实体经济。

尽管工业（核心是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滑，工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45.3%下降至2016年的39.8%（同期服务业占比则从45.3%增至51.6%），但中国在政策上并未放松制造业。《中国制造2025》更是从国家战略层面确定了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十年行动纲领。

从规模和产业种类来说，中国制造业是世界上最大、最全的。据国家发改委2015年数据，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在全球名列第一位，占比约20%左右；制造业门类也是最全的。按中、小类来分，我国制造业涉及到几百个领域。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在世界500种主要工业品中，中国有220种产品产量位居全球第一位。不过，中国制造业的附加值和产业层次还不高，一是集中在煤炭、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等生产资料和基础产品领域，二是集中在消费类电子产品，而且不少是做代工。这正是我们过去称中国为“世界工厂1.0”的原因。

在我们看来，发展制造业对中国经济的意义已不用多谈。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和产业结构面临历史性的调整，首当其冲的就是制造业。在城市化带来的资本过剩中，中国市场普遍出现的“脱实就虚”浪潮，受冲击的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在中国的成本上升导致低成本制造难以维系的时候，中国面临着“双重发展任务”——从投资生产型社会向消费社会发展，从“世界工厂1.0”向2.0、3.0发展。后者的发展路径就是在新的层次上振兴制造业。

那么，振兴中国制造业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中国需要解决哪些关键问题？

在我们看来，发展和振兴制造业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的资源要素和政策环境。具体而言，在当前背景下，中国发展制造业需要如下关键因素：

振兴制造最需要有制造业雄心的企业家。虽然中国号称制造业大国，但现在真正怀有制造业情结的企业家在中国属于稀缺品。诺大的中国市场，新经济、房地产、互联网领域新星辈出，但至今仍然坚持在制造业领域的著名企业家很少，任正非、曹德旺、刘永行、张士平、刘忠田、董明珠等一批企业家，对制造业有难得的坚持，是实业界的珍贵资源，这一点就连一些泰斗级的企业家都不及。此外，在国有制造企业里，也有一批有制造情结的专业人士。这些制造业内的杰出人士，应该为他们设立“中国制造业大奖”。

振兴制造业需要可公平获得的、较低成本的金融资源。国内民营制造业融资难、融资贵是个经典问题，要振兴制造业，必须从体制机制上解决这个问题。要使民营制造企业象国有企业一样可以获得较低成本的银行融资，不要遭受融资歧视。为此，国内的信贷政策和商业银行信贷文化，应该有所改观。

振兴制造业需要相对较低的综合成本。在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房地产畸形发展，“土地财政”模式遍布全国，普遍拉高了资产价格，显著抬高了产业发展的综合成本，再加上劳动力价格上涨，对制造业造成了不小“伤害”。城市化肯定会提升成本，但在房地产商、政府、银行“合谋”之下，国内成本上涨太快，资产泡沫遏制了制造业发展。很多城市至今不明白，要搞制造业，就必须维持相对较低的城市成本。

振兴制造业需要与“中国制造”相匹配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制造业大国需要与之匹配的人才培育和供给体制，德国和日本就是类似的标杆。中国前三十年制造业大发展有赖于巨大的“人口红利”。但在消费掉这一红利之后，高素质的劳动力供给后继乏力。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依赖制造业和出口积累财富的同时，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职业教育体系。

振兴制造业需要完善鼓励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长期以来做出口加工，搞代工，搞山寨，知识产权问题似乎并不重要。但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最终会影响制造业所需要的创新发展。这么多年来，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明显制度短板。

振兴制造业还需要公平的税负环境。中国制造业承担的税负太重，许多从事制造业的“曹德旺们”已经对此多次大叹苦经。根据福耀玻璃近日发布的报告，福耀玻璃2016年总营收为166.21亿元，实现净利润为31.44亿元，当年纳税总额为21.03亿元，大约占其净利润的比重为66.89%。2016年福耀玻璃员工总数达26109人，工资等薪酬为28.71亿元，人均薪酬总额约为11万元。制造业企业的税负程度，从对比中可见一斑。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振兴制造业亟需改善的六大要素，也显示出了国内在发展制造业上的政策短板。要振兴实体经济，必须首先做强制造业，而这不能停留在空话、大话、愿望层面，而要结合制造业需要的关键要素，落实到政策改进的行动中。